第三条道路与经济全球化
张晓阳

第三条道路是当下在全球颇为风行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它产生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吗？如何认识第三条道路，关系到在新世纪对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以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第三条道路是在西方国家首先盛行起来的，随后逐步扩及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乃至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 这种全球性政治出现的背景是什么？毋庸质疑，原因是复杂非单一的，且在不同类型国家还各有其特殊根据。但同样毫无疑问的共同点是，它与经济全球化相关，以此为基础。当然，不是简单对应。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一般认为，"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为美国的克林顿。1992年总统竞选中，他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为竞选主题："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在西欧，关于"第三条道路"较完备的思想阐述是英国完成的。1992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1994年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被称为布莱尔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英国工党理论的完整转型，1995年开始，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描述自己的政治哲学。1997年布莱尔上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工党政府的口号。为进一步阐述，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第三条道路》，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执政思想。布莱尔成为"The Third Way"在欧洲的代言人和总后方。尔后有1997年法国社会党若斯潘倡导的介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其格言是：Yes to the market economy, No to the market society ；有1999年上台的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以建立"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y without sacrificing social justice"的"新中间道路"。 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指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的多的一种现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0年8月28日载文，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对文化交融的影响："跨文化这个词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来说明全球化、流动性增加和种族混杂造成的社会变化。------过去移民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他们进入的文化施加微弱的影响。今天的情况更可能是，在人们实际创造综合各种文化遗产并与这些文化遗产相一致的'融合'特性时，主流文化本身也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改变世界经济的力量也在改变世界的文化。'这些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全球活动，全球化程度只会加强。跨文化主义是改变我们过去和现在知道的文化，是创造新文化。''政府决策者需要开始从全球化力量的角度来思考，考虑它们对文化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虽然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命名，却很快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其原因自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加速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诸如贫富分化加剧、国内民族与社会的分裂、生态环境恶化、侵犯人权、国际犯罪、国际游资投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都已无法解决。它要求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它要求培养维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价值，以推动全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新的产业革命，IT产业的发展必然使民族国家的经济走向世界，经济全球化使人类不可逆转的走近，在交往、碰撞、冲突中逐渐交融，这些都奠定了全球化政治的基础， 由于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这种新政治在西方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便各有其特点。 第三条道路首先在西方国家盛行，是因为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源头与发动机。由信息技术带动的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它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quot;无疑，它们将获得最大收益，但同时，面对新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变化，各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十分棘手的。"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提升。各国都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推行市场自由化，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消息化时代，网络经济将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增长点和经营模式。这将全面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带来经济高效益，也带来经营的高风险和市场瞬息万变的脆弱性。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紧张与外部冲突加剧?quot;"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虽然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实践的方向探索，但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作用。"（《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23页）第三条道路针对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本身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适应全球竞争，如何克服长期"福利制度"滋养的社会性惰性，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在强化竞争意识和机制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正与稳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保护难以再生的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在对外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如何协调社会各种关系，包括民族、种族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文化关系等。这些问题之间似乎都存在着一?quot;二律悖反"的关系，它们在当今表现出来，其实却又是历史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政策的消极后果遗留。 另外，战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传统政治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一，传统政党失去原有的利益基础界限，如美国，两党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已无大差异，充其量可言是利益集团不同。在英国，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不仅终于修改了坚持了近八十年的党章第四条"实行公有制"的党的奋斗目标，而且明确指出，工党不仅仅是代表工会及其工人的党。因为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小，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已进入中间阶层，作为执政的工党必然积极向中产阶层靠拢，布莱尔甚至在公开场合声称，工党已是实业界的政党了。其二，全球化经济已使执政党的政策回旋余地大大缩小，无论是保守党亦或是社会党（工党或民主党）执政，都不可能再恪守自己的传统政策理念，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各国的保守党纷纷下台，最好不过的说明了选民对里根--撒切尔主义政策的否定，而新上台的中左政党，并没有重新扛起凯恩斯主义的整面大旗，反而普遍宣称要继承前保守党的一些政策，例如，要强化国家干预，但不实行国有化；要维护社会的公正和谐调，但必须以个人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经济责任为前提等。这主要是因为左右翼皆面临共同的且传统的政策皆不能解决的问题，进而导致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政策界限日益模糊，失去各自原有的明显特征。法国的"第三次共治"（即保守党的总统和社会党的总理共同执政）较前两次协调；英国的布莱尔虽头戴工党的帽子，却被称为撒切尔的继承人；以及2000年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由于竞选纲领与政策趋同，选民难以分辨取选，导致戈尔和小布什的票数如此接近难分伯仲，都是证明。其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西欧国家要共同应对全球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竞争加剧、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国际性问题，而且，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深入，导致各国政治和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任务的同一，必然带来解决任务的政策同一。否则，如何解释，欧洲各国在90年代中期的大选中，右翼执政党纷纷落马，而中左政党竞相获胜的"神奇回归"现象呢。 经济全球化强有力的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必然也引起这些国家内部和对外关系发生变化，并进而对其政治产生影响。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有"第三条道路"，可能尚需商榷。但社会主义的空前变革则是举世共睹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在纠正了多年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后，提出市场经济同样可以搞社会主义。既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式，也否定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开放、改革。在与世界先进接轨中，政府需要调整政策、机制，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加快，意味着中国政策调整的力度加大。改革的目标就是使中国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追赶先进的西方国家，轨道是西方国家已铺好了的，中国只能先使自己的政策与其对接，改造是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在政治理念和政策上的调整，其变革程度可以说要超过"第三条道路"（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左派观念的革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它依然确信社会主义的理想，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可能，但又承认历史发展现实还是资本主义时期，要在这个基础上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再看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拉美、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已有了一个共识：一方面必须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抵制、排外式的自我发展，无异于自我淘汰；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按西方国家的药方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外来的和尚念不好自己的经，要依据自己的情况，在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利益的条件下，去发展自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与要完成的任务都和发达国家有区别，发达国家拥有强势的主导地位，站在信息时代的前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明显的弱势，要完成的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使命。经济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是：明知山有虎，还必须向虎山行。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了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不能接受发达国家的全盘自由化的要求，也不能用民族主义拒绝经济全球化，这就是要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代表，许多拉美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选择了这条道路，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开拓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结合、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我们看到，查韦斯的《改革方案》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调整：在内政方面，提出必须用一种新的民主秩序来取代现行的政治秩序，改造后的国家将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成为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者；在外交方面，他特别重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以"世界的平衡：主权与全球化"为题，提出，"新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让委内瑞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有能力促进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适当地加入国际社会"。和拉美国家一样，在渡过了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调整因国而异，但一个共同点是：对内，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建设自由和民主的生活；同时又要加强国家的调控权力，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和稳定。对外，既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又必须坚定维护国家的权益。 还要提一下俄罗斯。在迎接新世纪的时刻，俄罗斯政治上已出现新变化。随着新旧世纪转换时刻到来，叶利钦向普京交了班，从而结束了矫枉必过正，企盼融入西方的"叶利钦时代"，开始了"普京新政治"时期。普京以强势的中派面孔当选和他上台后的新政治表明，俄罗斯不会返回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会继续"向西方一边倒"，俄罗斯将走自己的复兴之路，既积极容入国际社会，又坚持俄罗斯的特殊作用，不妨称之为"俄式第三条道路"。 无论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俄罗斯的"普京政治"，亦或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都发源于本国本土，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但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发展的共同背景，共同利益奏出国际关系中协调的主旋律。协调即是求同存异，共同机制的产生肯定要以各国政策协调为基础。各国应对全球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国家理念与政府政策具有了愈来愈多的共性之处： 首先，要使本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必须最大限度调动发展活力，政府的政策要保证具有促进最大发展的效力，在当今就是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其次，发展又要以社会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协调为基础，这又要求政府的政策必须保证社会的最大公正公平。二者相互作用，对立又统一。"第三条道路"政治普遍都强调实行国家干预。 最后的结论是： 1.第三条道路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兴。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各种中间道路与今天的第三条道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例如，放弃非此即彼的极端，力求取中。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第三条道路与历史上的各种中间道路不同在于，它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同，它们的社会基础不同，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们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这就是：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 2.正是经济的全球化，使第三条道路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象，它还具有全球性意义。第三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还可从以下事实中看出： 在美欧国家倡导下已召开过三次"第三条道路"的国际会议，参会国家已远不限于美欧国家。1998年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布莱尔、普罗迪（时任意大利总理）以及保加利亚总理斯托扬诺夫，利用纽约大学的"世界民主论坛"，甚至提出，在"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世界中左联盟"的构想。深入探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意义重大。